当前邪教传播的思想土壤浅析

　邪教泛滥在我国从来不是具有时代局限性或地域、文化局限性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思想土壤。考诸史籍，唐末部分佛教变文所载的宗教故事已经具备鲜明的佛道杂糅的宗教合流特色，而“三教合一”、“万川汇海”恰恰是白莲教体系本土邪教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传教口号；陈胜吴广起义利用的巫蛊思想自先秦两汉以来广泛传播于楚地乃至于关中，这种民间简陋巫术信仰与其说掺杂了邪教成分还不如说其本身就是邪教思想酝酿的土壤。而宗教思想的逐步民间化、世俗化改造掺杂上巫术信仰，就是邪教诞生的助产士。

　　巫术信仰作为人类宗教文明的起源尽管形式简陋，充满了唯灵论和万物有灵思想的蒙昧色彩，却并非人类文化幼年时期的特产。欧洲的魔女狩猎、中世纪的占星术、近代美洲巫毒教的兴起、中国佛道各宗派传播过程中的异化、明清以来我国民间秘密社团的兴起乃至于至今尚未绝迹的请乩扶鸾等迷信活动，都可以看做巫术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改头换面。巫术是人类对不解自然现象和无力改变的社会现象的臆想式解决方案和情感宣泄。无论何时何地何种身份，当人类对不了解或无力了解的自然、社会现象产生改变欲望时，较为不假思索的解决方式往往是诉诸巫术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获得自欺欺人的自我满足。巫术是人类无能为力时的简单梦境。由于本身就诞生于无知环境，又是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简单化、理想化曲解，巫术信徒不一定全然没有知识，但往往缺乏系统深刻认识世界的欲望，因此将改变世界的愿望诉诸于简单易于见效的巫术。

　　而宗教则是人类改变自然、改造社会美好意愿的有体系的扭曲。世界上任何得到广泛认可的宗教必然包含逻辑链条完备的教义哲学、追求自我超脱的严苛道德自律以及对彼岸世界的美好想象。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必然遭遇与内部异端思想和外部质疑声讨的双重斗争。争夺信众的过程中相互论难（教义辩论）与讲经说法（教义宣讲）的现实需要逼迫宗教学者必须不断完备教义的内在逻辑链条，使得在神创论、有灵论的框架下起码按照该宗教自身教义的有关定义不致被诘问到哑口无言，而逻辑链条完备清晰的宗教哲学自身便具有吸引高层信徒的文化魅力。譬如佛学和玄学，不经历两晋清谈的理论准备绝无可能成为上层文人的精神寄托。严苛的道德自律体系则是一切成功且有追求的宗教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道德高尚的传教者不仅代表宗教团体自身的对外形象，也是宗教教义精神层面吸引力的直观体现。各种道德戒律本身就是宗教改造现实世界、建设理想国度的重要手段，也是宗教世界观与现实世界的唯一纽带。所有宗教走入成熟期都必然强调，唯有心灵修养才能无限接近彼岸世界。而彼岸世界，是宗教的最终应许之地，也是宗教对理想世界绘制的美好蓝图。

　　反观可以满足邪教定义的思潮和组织，则缺乏恒心、毅力、资源、人才、眼界去建立完善的教义体系、森严的道德戒条以及相对完善的彼岸信仰。甚至可以说完整教义、精严戒律是妨碍邪教迅速传播的绊脚石，完善的彼岸信仰则妨碍邪教在受到打击时迅速改头换面，在传教不力时吸收其他宗教教义。急功近利，是邪教的基本特征。并非邪教组织的创始人全都是利欲熏心、目光短浅之辈，而是邪教生存的土壤和面临的社会环境不允许邪教组织拥有长远规划。

　　首先谈谈社会土壤。邪教诞生的环境必然是这样的—传统社会秩序面临极大冲击，传统信仰对象面临信任危机，人民生活方式面临急剧转型。社会秩序方面，社会管理者或管理机构必然面临着巨大挑战，其治理模式、治理经验和手段、手中掌握的社会资源不足以应对思想领域的变革需求，邪教思想才能趁虚而入，拥有最基本的活动空间。传统信仰对象受到社会经济变革的影响丧失威信，人民在思想上经历信仰危机，才能为邪教提供信徒基础，变革时期的人民精神上的空虚与混乱迫切呼唤一切能够用较低成本和较简单方式满足其精神需求的信仰对象。而人民生活方式面临巨大转型，比如我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实际上面临由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的转型，为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和物质条件，也是一切精神领域变革发生的根本前提。但是适合新思潮兴起、传播的社会转型期不可能很长，任何社会管理模式在没有面临战争、重大自然灾害威胁的情况下总是拥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迅速发展信众是邪教诞生之初必然做出的生存选择，且别无他法。在传教初期不能迅速建立和扩大信仰基础的邪教组织是无法与传统信仰、主流信仰竞争的，而迅速传教的前提必然是一套易于理解（因而也就足够简单直白）、广泛借鉴现有宗教神话形象（信徒没时间了解一个陌生偶像）、教义足够灵活易于被多种宗教信徒接受、摒弃繁文缛节和严苛戒律的传播体系。无需太过繁难的考证，完全符合以上定义的现有借鉴抄袭对象大概只有民间巫术了。

　　其次是社会环境。得以轻易笼络百万信徒的邪教不可能在传统宗教势力强大或社会管理体系严密的地方成长，而且拥有固定信仰和稳定收入的人群也从来不是大规模发展邪教信徒的良好对象。唯有人民自发地对自身生活状态抱有焦虑情绪，对未来生活轨迹没有清晰设想的情况下，邪教才有蛊惑人心的余地。但对未来充满迷茫、不安同时又不缺乏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民是不可能对不能轻易对近在眼前的美好生活与无需严苛修行就能轻易升入的天堂加以许诺的宗教感兴趣的，他们对精神抚慰的要求是足够有诱惑力，而且足够方便简单。邪教组织没有长期形成的信众基础，不可能违背潜在信徒的意愿去花时间打造完善的信仰体系，也不可能遵守法律、道德的约束自缚手脚，因为传播迅速就是邪教的生命线。从各方面因素来考察，邪教思想与民间巫术信仰的合作、合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理成章的。

　　为了提供一些比较直观的认识，我们不妨以我国民间长期存在的一些邪教组织以及秘密社团为例，进行说明。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晚唐的白莲教邪教体系，在传播过程中分支无数，乃至于其源流也是众说纷纭，有将整个白莲教系统起源归因于佛教净土宗、莲宗兴起的，也有主张明清民间宗教属于罗教、香教体系的，还有人认为全真教龙门派三教合流思想为白莲教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但白莲教的传教方式和基本教义在其庞杂的流派支脉中却始终鲜明：自白莲教、弥勒宗创始以来到晚清义和团运动、近代东南亚德教、高台教等诸多民间宗教都具备生吞活剥佛教、道教甚至基督教教义、无底线的引入民间流行信仰神灵崇拜（如济公、孙悟空等小说人物）、宣扬极富乡土特色的末日救赎思想的宗教杂糅特征，这体现了邪教快速发展信徒所必然采取的传播手段；鼓动流民起事与发展高层信徒并行的传教策略则体现了邪教对信众群体的选择—流民最易被蛊惑裹挟，上层官员更多的是为自身不确定的前途担忧；以及以民间迷信活动为掩护的诡秘行迹，这一点体现了邪教组织不见容于正常社会秩序的一面。

　　邪教利用巫术信仰加速其自身的传播速度，也就不可避免的沾染上巫术信仰对世界客观规律缺乏深入探索愿望的弊病。被迷信手段、邪教思潮迷惑的社会知名人士往往社会形象不佳，被视为操守有亏，这样的人物东西方皆有，史不绝书，这些名人受到社会主流群体冷落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信仰与他们赖以挣得社会声望的学识修养存在巨大的价值断层，比如沉迷炼金术的牛顿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同时视为人类理性精神的代言人。邪教组织由于这种先天缺陷，无论蛊惑多少知识分子入教，无论用何种华丽的理论包装自己，都无法确立自身的主流社会地位，做到“洗白上岸”。其发展轨迹不免应了那句古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